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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了加強科學研究外，此次評估報告還將更多加入經(jīng)濟、社會應對氣候變化的內(nèi)容。瑞典哥德堡大學氣候變化經(jīng)濟學教授托馬斯·斯特內(nèi)爾(Thomas Sterner)是這份報告的公共政策設計部分的主要執(zhí)筆人。

　　在參加北京論壇2010年會期間，斯特內(nèi)爾接受了《第一財經(jīng)日報》專訪，透露了第五次評估報告的準備情況。采訪在直接、坦率的氣氛下進行。他試圖說服本報記者，中國需要提高成品油和其他燃料價格，征收化石能源稅，并且將稅率每年提高10%；這樣將有助于節(jié)能和社會公平。他表示，作為一個科學家，涉入政治辯論，是出于他的道德責任，以及政治家的缺位。

   第一財經(jīng)日報：您認為，學術圈就氣候變化問題達成某種程度的共識了嗎？

　　斯特內(nèi)爾：確實，由于燃燒石油和煤炭，我們排放了大量的溫室氣體，但是我們能夠觀測到的卻只有少部分溫度上升(這有悖于二氧化碳與溫度的關聯(lián)性)。這種情況主要是兩個原因造成的。一個原因是一些污染物，例如褐云(brown cloud)、二氧化硫等，給地球降溫，降低了溫室效應。但這只是暫時的現(xiàn)象——當這些污染消失，氣候變化效應會加重。另一個原因是慣性(熱容量)大使得海洋變暖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，所以目前為止我們只觀察到一半的變暖程度。到目前為止全球溫度上升了0.7攝氏度，但實際上這個數(shù)字應該是1.5攝氏度。

　　日報：能否談談您在IPCC第五次報告中的工作？

　　斯特內(nèi)爾：我的主要工作是政策工具設計。雖然現(xiàn)在報告還沒正式開始，但是我們已經(jīng)有一些前期研究。我相信我們需要提高煤炭和石油的價格。以中國為例，中國在許多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，你們采用了大量的太陽能，你們在許多產(chǎn)業(yè)中提高了能源的使用效率，但同時你們新建了許多公路和汽車制造廠。而中國的成品油價格還比較低廉。這樣，中國人就會購買更多的汽車，行駛更遠的里程，這樣排放總量不可能下降。所以，我認為，就中國而言，唯一有效的政策就是提高燃料價格，并且征收化石燃料稅和資源型電力稅。

　　日報：您的意思是征收“能源稅”？

　　斯特內(nèi)爾：對，能源稅是避免這種錯誤擴大化的方法。中國可以降低其他方面的稅收來換取能源稅的提高。如果你需要減少5%的碳排放，你就需要提高10%的能源稅率。所以如果要達到中國所設定的目標，你們就需要每年將能源稅提高10%。

　　日報：目前中國有很多類似爭論。許多汽車使用者和潛在消費者并不同意您的觀點。他們也不同意成品油漲價。您如何看待這種爭論？

　　斯特內(nèi)爾：政府應該代表全體人民。我認為在中國只有比較富裕的階層有汽車。

　　日報：我有車，但我顯然不算富裕。

　　斯特內(nèi)爾：你至少算相對富裕的。從社會公平的角度，我認為你應該多付出一些。我做了統(tǒng)計：中國的石油最主要由經(jīng)濟情況比較好的前20%到30%的人消費。我認為他們應該多付出，這樣做也同樣有利于70%相對不富裕的人口。相對富裕的人繳納更多的能源稅，而農(nóng)民、沒有車的人從中得到實惠，這很公平。

　　日報：讓我們談談政府間氣候變化專家小組，我們能預測第五次報告肯定能達成成果嗎？您認為相比于第四次評估報告它將有什么新意？

　　斯特內(nèi)爾：我想我們對氣候變化問題已經(jīng)有了比較豐富的知識，而目前為止薄弱的方面是經(jīng)濟評估。我希望能努力深化大家對能源價格的認識。如果不對價格作出調(diào)整，人們將繼續(xù)能源消費，而這種情況下即使有節(jié)能措施，節(jié)能產(chǎn)業(yè)，也不能起到很好的效果。如果不征能源稅，產(chǎn)業(yè)的節(jié)能措施將導致能源出現(xiàn)更低的價格均衡。所以，我們必須使能源貴起來。

　　日報：有一些人認為，IPCC的科學家過多地卷入了政治辯論中。能源稅的辯論也是一種公共政策辯論。您對此如何看待？

　　斯特內(nèi)爾：我想科學家負有道德責任。氣候變化問題很大，而政治沒有對此作出回應。我們已經(jīng)談論氣候問題一二十年了，但是溫室效應仍在加劇，而這些討論并沒有實質(zhì)性的效果，科學家認為這是政治體系的失敗。我認為科學家有道德責任來改變這一狀態(tài)。就好比鄰家的大人在打小孩，這時候沒有警察，那么你就有道德責任去管。

　　日報：您認為全球的政治家都“打”地球嗎？

　　斯特內(nèi)爾：對，所以道德責任就是我們直接參與到政治進程中來，做我們能夠做的，去告知公眾事情的真相。許多政治家也希望我們這樣做，因為他們認為他們只能去做大家都支持的事情。也就是說，政治家只有在大家都支持能源稅的時候才會開始征稅。中國情況可能不太一樣，但一樣的是，如果政治家做了不受歡迎的事情，就會招來麻煩。

　　日報：科學家被認為應該保持中立客觀。但是，針對您上述的回答，如何看待這種科學客觀性？

　　斯特內(nèi)爾：是該客觀，但是如你所看到的，如果我中立且客觀，我就同樣成了“打”地球的人了。如果有“警察”在管，我會回到辦公室做我的科學研究。但是現(xiàn)在“警察”不在，所以我的道德責任要求我作出回應。我有義務保證我的立場中立客觀，而且我的研究仍然是客觀的，但是我也有義務去尋找有效的溝通方式。我要告訴我的上司、政治家、媒體和普通大眾，告訴他們我的結(jié)論，希望讓大眾和政治家了解。

　　日報：您對坎昆氣候會議有何期待？

　　斯特內(nèi)爾：我想坎昆會議不會有太多驚喜發(fā)生。我同樣認為對哥本哈根的過高期望是不現(xiàn)實的。進展總是緩慢的，成果是有限的。談判成功可能也并不如預想的那樣美好，我們總是會有所取舍和折中。最大的問題以及最重要的障礙就是確定“誰來埋單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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